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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2月2日电 题：日本学界一些人“去中国中心化”历史观是错误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祁美琴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国外学者试图“另类解构”中国历史，比如日本学者提出所谓“东部欧亚论”，对历史演进提出不同看法。
中华文明为何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如何看待所谓“东部欧亚论”的研究视角？如何更好增进中外史学研究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祁美琴日前接受“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史学的视角予以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清代边疆民族史的学者，您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却始终统一？
祁美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保持“统一”的态势，并非仅指疆域的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源于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中国政治文明集中体现在大一统的国家理想和制度实践，历史实践证明，不论哪个民族为主建立入主中原的政权，都属于“中华一体”的国家政权。
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国”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图为观众欣赏西周“何尊”展品。“中”“国”二字作为一个词组最早见于“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记者 侯宇 摄
“王朝”是中国政治文明在国家形态上的主体特征，从夏商周的“王天下”到秦汉乃至元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帝制王朝，虽然不同时期的政权存在有大一统、有政权分立，疆域的构成有大有小，统治者的族群身份有汉族、有其他民族，但其“天命所归”的政治观念、国家治理的科层体系、社会秩序的礼法规则、思想文化的经史膜拜，几乎成为所有在中国建立“王朝”者的共同政治理想。
正是由于历朝历代不同地区、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者均极力追求“成为中国王朝”的国家属性，从而让“政治文明认同”超越“地域族群认同”，让“国家一统”超越了南北、内外、华夷等历史局限。不同文化背景、族群身份的统治集团在国家政治制度上赓续和践行中华文明，成为中国历史的主线。
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过程中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强大内聚力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所在。
祁美琴：中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其重要特征在于对国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不断追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与此同时，伴随国家大一统和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认同而来，民族聚合、融合。正是因为“合”是大一统的常态，才为“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民族体的孕育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基础。
换言之，今时大力倡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基因和国家现实。中国社会对“国家有力、政府有为”的期待高于西方国家。
我们应对传统“一统”转化为现代“统一领导＋人民民主＋协同治理”充满制度自信，对中国在多民族环境中的“多元一体”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充满民族自信。
2025年3月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图为闭幕会后，外国记者跟全国人大代表合影。记者 贡嘎来松 摄
记者：日本学界一些人士从所谓“东部欧亚论”的视角看待地区格局，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提出不同看法。您有何见解？
祁美琴：2019年，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黄东兰发表论文，对“欧亚东部世界”(或“东部欧亚”)概念的提出表示担忧。
黄东兰教授指出，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出现过“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三个区域性研究视阈下的地域概念，三者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条件，又分别承载着某种预设的价值，即理论与政治密切相关。我赞同她的相关认识和提醒。
东洋史诞生于甲午战争之时，在历史叙事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将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描述为“东洋诸民族”间竞争与对抗的历史。在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的笔下，“南与北”“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等是“东洋诸民族”间势力各有消长的“对等”关系，从而将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历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去，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提供历史认识论上的支撑。
“东部欧亚”这一概念在2010年由广濑宪雄正式提出。日本学界提出“东部欧亚论”的部分动机，是为了摆脱“东亚”概念中日本对中国的历史依附性，构建一个更加“去中国中心化”的区域史框架。
2014年，日本学界将“东亚史研究中心”改称“古代东部欧亚研究中心”，其研究重点回归东洋史关注的主题，致力于解构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各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的“中国性”，其代表人物杉山正明称，不应该将辽金元纳入中国史框架。他将辽、金等定位为所谓“中央欧亚型国家”，将元、明、清等王朝视为由蒙古帝国开创的“世界帝国”体系的一部分，而非中华帝国的延续。这种历史认知框架，未能看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连续性，未能充分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错误的。
“东部欧亚”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中国西域、中亚乃至西亚等历史上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权，其地域辐射范围更广，其观点较“新清史”的负面影响更甚。
历史叙事往往与现实政治相互影响，特别是在当前地区关系复杂、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学界一些人推动的“去中国中心化”历史观，可能被政治力量利用，带来负面影响，各界需对此有清醒的认知。
2025年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一位游客手持一张故宫藏书票参观打卡故宫神武门。记者 张祥毅 摄
记者：您对通过包括学者在内的智库交流增进中外史学研究对话有何体悟或建议？
祁美琴：在谈论国外存在着解构中国历史的历史观问题时，也应看到有很多西方(包括日本)学者，在其中国史或中国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尊重史实、客观叙事，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学习借鉴。
比如，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有很深厚的研究，他从中国魏晋南北朝甚至包括汉唐在内的更长时段、更为宏观的视野出发，研究和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北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变动和人口迁徙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变化，并提出“中华化”概念，用以描述经过长期民族融合后的中国人的整体面貌。受他的启发，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每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民族汇聚后出现的大一统王朝下的中国人的整体性特征。(完)
受访者简介：
祁美琴。受访者供图
祁美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研究》原主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反思学术概念与问题，有《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汉与非汉”二元划分的概念陷阱与逻辑悖论》《解构“攀附”：民族起源的多源性与族源记忆中的华夏叙事根由》《中华民族史观视野下北族王朝的概念与性质》《养民与治疆——南疆“官地”的私有化及其社会意义》等。